在黑暗世代裡關懷社會
早在一九七四年由兩位知名福音派領袖葛培理（Billy Graham）和斯托得（John Stott）共同召開的洛桑會議，當中所提倡的宣言《洛桑信約》便重提社會關懷的重要性：「我們在此表示懺悔，因我們忽略了社會關懷，有時認為佈道與社會關懷是互相排斥的...我們還是確信：福音佈道和社會政治關懷都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這次會議影響不少國家的福音派領袖，亦包括香港不少教會，促使教會群體關心社區中的弱勢群體。
縱然《洛桑信約》亦有提醒我們「必須努力在這不義的世界中彰顯上帝的公義，還要傳揚祂的公義」。可是當想到社會中種種不義，特別好像那些龐大的經濟體系，以及受著威權政治下的管治模式，我們可以做到的改變似乎是近乎其微。
回望當下的香港社會，過往經常被提及的社會問題，現在的狀況亦似乎有每況愈下的趨勢。就好像貧窮問題，雖然香港被形容為一個富裕社會[1]，反映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卻一直超越國際警界線[2]，比起看著那些冷冰冰貧窮指數，若你親身在深水埗走一趟，仍會發現不少的街友暫居於公園或天橋中，不少拾荒者收集垃圾桶內的飲品罐及紙皮，便更深深感受到「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嚴重性；一些基督徒過往亦注意到消費文化對香港社會的影響[3]，然而消費文化仍不斷主導著不少香港人，亦成為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一部份，我們就像普通人一樣，同樣地被購物欲望所控制著。
更甚，自2014年因大批市民追求「我要真普選」以及支援學生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因而爆發長達79日佔領街頭的雨傘運動，以及2016年年頭因小販擺賣爭議而引發的旺角衝突後，政府借此拘捕了不少知名的社會運動領袖，令一班走上街頭追求正義的年輕人，最後換來的卻是數個月以至是數年的牢獄生活。加上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威權管治，由反對港獨、反對港人自決、以至推動中港兩地的經濟體系、交通、愛國觀、法律觀等等一併融合，更加深香港年青人對現實狀況的無力感及失落。一些人甚至感到邪惡力量太大，既然難以改變社會的狀況，倒不如退守回到私人領域當中，只顧及自己的前途便已足夠了。
作為大專生基督徒，我相信我們與一眾香港年青人的狀態並沒太大分別，必因邪惡勢力的張狂而感到灰心、失望，不禁高呼「耶和華啊，惡人誇勝要到幾時呢？要到幾時呢？」（詩九四3），甚至不想再理會社會上所發生的事情，因為即使我們有多渴求社會可以怎樣改變，或為將來的生活發一個天馬行空的夢想，社會中所呈現的結構性問題卻總是窒礙年青人對未來的夢想，叫人唞不氣過來。
可是，我們如何能夠透過作為基督徒這個獨特的身份，主所賜予的使命，在這些處境中見證福音的工作？我們需要再次檢視在當下這樣的處境中，社會關懷所面對的困難及傷痛，並重整我們過往對社會不同事件的印象及回憶，讓耶穌基督為這些傷痛的回憶帶來更新與救贖，使我們再次能透過微小的關懷行動，為世界帶來祝福。
因為失望，我們不再回憶社會的傷痛處
我們的機構是聚落於一座位於深水埗的商業大廈，每當我由港鐵站回到機構的辦公室，沿路總會看見兩三個拾荒者和露宿者，他們都是在整理車上的紙皮及雜物，有的便是瑟縮一角，坐在路旁。看著他們孤獨無助的面容，也會為他們的處境感到難過，但若要真實地關心他們每一個人的需要時，卻想到實在要花不少的心力及空間，才能真正將福音帶到他們的心中。況且即使我關心了幾個搭荒者的需要，社會上卻有不少的窮人，是在這個制度底下受苦。
況且，這些問題並不是個別的，不是我們關心一兩個人的需要便可以解決得到，而是具結構性的。想想為何這些露宿者要暫住在街上，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可能是他與家人鬧翻、不夠錢租附近的劏房或套房、有精神健康問題。若只靠一個人的力量去行動，亦未必可以在這些不同層面的問題中帶來改變。
當我們回望社會中結構性的問題，無論是剛才談到的貧窮問題、又或是當下的政治處境，我們也許會因此感到無力、無望。覺得做甚麼也改變不到問題，有些人甚至將不同的社會運動或關懷標上失敗」、「無用」的印記，認為這些行動根本沒有影響政府、也帶不到任何改變，反而消耗了群眾的力量。所以不想再次憶起過往社會運動、不希望再次走上街頭關心社會，抗拒參與「行禮如儀」的集會或行動。
回憶社會的傷痛處時，有時我們會不想再記起，亦不想再參與，我們會因為過往經驗到行動沒有帶來預期中的效果，反而只是發現更多的問題時，便會產生「習得無力感」（learned helplessness），認為往後無論做甚麼，都不會再有用。我們亦期望能壓抑過往的負面經驗與感受，佛洛伊德便形容壓抑是我們主動選擇去遺忘，是將一些經歷推到記憶之外。我們樂於回憶一些快樂的時光，卻選擇壓抑痛苦經歷，神學家沃弗（Miroslav Volf）便在《記憶的力量》中便形容當記起這些痛苦經歷，會瞬間重現昔日過往的苦痛及恐懼，過去所受過的苦成為了此時此刻的痛[4]。
回望這些令人痛心失望的事情，也會夾雜了矛盾和無奈的感覺，一方面知道這是充滿了罪惡，需要被更新和轉化，可是我們卻不希望進入苦難當中，不期望再次撕開一層層的傷口。況且身為一位大專生基督徒，似乎在能力上、或是經歷上都只有學習的階段，還有能力處理社會中一連串、連成人也未必解決得到的難題嗎？面對著社會制度上的不公、甚至是國家層面上的權勢壓迫，我們還有能力改變嗎？或許我們先不用著急去回答這個問題。耶穌說：「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可二17），唯有我們願意發現傷口的所在地方，願意承認社會哪裡出現了問題，更反省自己是否成為了推動結構性罪惡巨輪的其中一員，我們才有機會得到醫治，並且將這份來自上主醫治的大能，帶到社會中間[5]。
憶起傷痛，才能帶來改變的行動
在申命記二十六章，記載了摩西要求以色列人於出埃及後所需要遵守的條例及律法。當百姓離開埃及，到達了耶和華所賜的土地時，他們需要將初熟的土產獻在耶和華的祭壇面前，並且每逢第三年，便要將十一奉獻給予利未人、寄居的、孤兒和寡婦，讓他們可以得飽足。以色列人需要遵守這個社會關懷的行動，不僅只是單單條例所規定，更是因為透過正確地記著住在埃及那段冤屈，對當下的受苦者心生同理，從而由心以發所帶來的行動。
第6至10節便詳述了為何以色列人需要遵守這個命令：
埃及人惡待我們，迫害我們，將苦工加在我們身上。於是我們哀求耶和華我們列祖的神。耶和華聽見我們的聲音，看見我們所受的困苦、勞役和欺壓，耶和華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以及大而可畏的事和神蹟奇事，領我們出了埃及，將我們領進這地方，把這流奶與蜜之地賜給我們。耶和華啊，看哪，現在我把你所賜我地上初熟的土產供上。
摩西首先要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記起過往族群在埃及所面對的苦痛經歷，可是，摩西並沒有將焦點僅放於他們過往所受到的困苦，因為這只為了族群自己的福祉而譴責施害者，最後可能只會令族群為了獲得別人的同情心，躲起來舔拭自己的傷口，或是羞辱和妖魔化施害者，以色列人僧因這段記憶，不斷活在仇恨及恨意裡。反之，當摩西要民族記起過往的傷痛時，伴隨著也要記起耶和華看見他們所受的苦，以及領他們出埃及的拯救行動。他為記憶加附意義──過往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所受的欺壓，並非只帶來痛苦、無助，渴求報復的欲望，而是耶和華對受壓者的聆聽、支持、解放與拯救。
拒絕遺忘受罪的經歷，是為了記住罪所帶來的影響，並且要讓拯救在記憶之中發生，當真實記著受苦，才能真實地記著耶和華的拯救，並且將拯救延續至當下，透過行動來改變現今社會中的受壓狀況。當以色列民將十一奉獻給予弱勢社群時，需要記起昔日耶和華所吩呼的命令，回想那段出埃及的歷史：
你又要在耶和華－你神面前說：「我已將聖物從家裏拿出來，給了利未人、寄居的、孤兒和寡婦，是遵照你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沒有違背，也沒有忘記。」（申二十六13）
過往埃及人勞役以色列民，要他們興建儲貨的城，並且不准許他們休息。以色列人當時因耶和華的帶領而走出埃及，但若要真正的「出埃及」，便需要脫離過往埃及那種苦待弱勢者的文化，透過憶起埃及人對待他們的方式，現在便不能用同樣的方法來對待外族人、孤兒寡婦，反而是適時將奉獻送給弱勢者，才能讓弱勢者也有份於耶和華的拯救，而不是只活在因社會制度的不公而不斷被欺壓的惡性循環裡[6]。
現今香港的社會制度，也有與埃及社會相類似的地方，固然我們不容易會看見政權或掌權者透過實質的暴力來逼使人民達成甚麼目的（然而若放眼至那些仍會發生戰亂的國家，政權的實質暴力卻是顯而易見），可是罪依然滲透著制度裡面，而且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環環相扣，更需要被辨識出來，才能以免我們活在罪中。以色列人出埃及後所需遵守的條例，讓我們明白受罪的經歷不再是叫人僅感到無力、失望、苦無出路，因耶和華會施行拯救，而且這拯救行動會透過我們日後對弱勢者的奉獻，將這拯救擴展出去。然而，我們並不是要等到出了埃及，到了迦南這個應許之地才開始行動，第16-19節中，摩西便宣告耶和華要求今天便要遵守這些誡命，唯有當下實踐奉獻的誡命，才能扭轉受罪社會的局面。
成為先鋒，想像未來社會的可能性
要突破因社會種種問題而感到無力感的循環，信仰所給予我們的獨特身份與召命便變得十分重要。既然我們能從歷史中看得到上主是會因我們所犯的惡行而予以赦免、所受的罪施拯救，無論是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或是耶穌基督因我們的罪受死復活，都標誌著祂會在過去、現在以及將來，都是護佑著這個世界，並為人類帶來救贖[7]。我們便確信能上主是掌握著未來的，亦是我們能在黑暗的世界裡存有盼望的原因。若我們不是帶著這個認信而活，我們很快便會因自己以及社會的黑暗面，而感到焦慮、無望、迷茫又孤單。而正正因為這個認信，我們不再只局限於現有社會制度底下的限制，更是把握著年輕時所擁有的想像及創意，為未來的社會構想不同的可能性。
在2017年初，一眾來自不同堂會、不同學校的基督徒大專生和年青畢業生，便一同參與「命途．想像——基督徒青年商討日營」，他們不只是坐著聆聽不同講者的分享，更是就著政治、本土文化、貧窮、土地、社區發展不同的議題，商討及想像香港社會的未來，青年們直接討論、交流他們所看見的問題，並想像可以有怎樣的改變，以及自己如何參與其中，一起改變、延伸及落實。委員會召集人郭偉聯便指出，透過想像這個城市的命途，可以「突破死局，轉向上主的應許，為教會及我們的城巿重尋盼望」[8]。
是的，往往死局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太過著眼於關懷社會本身的成效與得失，期望行動能達到自己所預期的效果──「過往這些行動都沒有用，為甚麼還要繼續參與下去？」、「人微言輕，又怎能改變到社會的固有架構及制度呢？」，卻忽略了上主會拯救受苦者的應許，而不再關心這個並不可愛的社會。然而，當我們嘗試參與一些改變，縱使這些行動是十分微少，這些直接行動卻帶來了經歷，並且讓我們能在這些親身共同參與的過程中，模塑共同的身份和價值[9]，組成一個具有社會願景的群體，將所想像的社群文化實踐出來。
我認識有兩位年輕畢業生，他們因為看見政府的環保政策做得不足夠，認為需要透過街站親自接觸街坊，才能讓街坊也學習到正確的回收方式，所以每隔星期都在社區進行回收活動[10]。這或許未必改變到政府的環保政策，但他們在社區建立了一個推動回收的群體，有些街坊甚至願意留下幫忙。而且，不同的社區亦開始有自發的回收行動，令更多人堅持回收行動，讓環保成為生活的一部份。
雖然這些關懷社會的行動看似很有限，但卻是對這世界充滿祝福，神學家根頓（Collin E. Gunton）便認為我們只能夠在一個非常短暫的生命裡達到不多的完善，可是我們卻要花盡我們的人生，藉著上帝所塑造的受造世界，去使它邁向成為它本身受造的目的[11]。今天，社會間有太多事情並不完善，當我們看見這些不完美時，我們選擇視為不見，或是說出這些問題發生的原因，並願意花時間尋求改變的可能呢？
關懷社會的第一步，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可以先從自己熟識的群體和環境入手，比如是所入讀的大學，關注清潔工和保安的工作量、工作時數與薪金，為考試期間的學生送上心意卡，甚至是在院校團契內參與或組成社關組，嘗試接觸校園附近的社區，邀請校內一些社會學或研究政治的講師分享香港社會的現況，思考如何透過信徒身份活出能祝福到社會、世界的社群文化。當我們每人也願意踏出那一步，一些美好的社會願景便不只停留於想像之中，而是透過我們身體力行的活出來。
「命途．想像——基督徒青年商討日營」相片，轉載自時代論壇。
註：
- 根據《全球金融雜誌》於2009年至2013的調查，香港於全球富裕國家或地區中排名第6位。參考：https://news.mingpao.com/pns/%E5%85%A8%E7%90%83%E5%AF%8C%E8%A3%95%E5%9C%B0%E5%8D%80%20%E9%A6%99%E6%B8%AF%E7%AC%AC6/web_tc/article/20150715/s00002/1436896284892 。
- 參考：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615/s00005/1497464514045
-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FES）過往亦出版過有關消費文化與基督徒生活的書籍，如《後現代拜物教》。
- 沃弗（Miroslav Volf）著，吳震環譯：《記憶的力量──在錯誤的世界，邁向盼望》（校園）。頁190-192
- 參考盧雲（Henri Nouwen）著，張詠菡譯：《記憶的治療者》（校園）。頁29
- 沃弗於《記憶的力量──在錯誤的世界，邁向盼望》書中引用了申命記其他篇章來說明以色列人應如何正確記得埃及人苦待他們的歷史。參考頁143-153
- 參考《記憶的力量──在錯誤的世界，邁向盼望》，頁152-157
- 參考郭偉聯《想像，能改變命途！》：http://faith100.org/U0ZcO
- 參考鄭煒〈香港新興社運的架構和劇目〉，載鄭煒、袁瑋熙編《社運世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 （中文大學出版社），頁45
- 這兩位畢業生2017年起於將軍澳區收集可回收物品，為「正澳社區回收」，有關的報道可見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special/daily/article/20180205/20293509
- 根頓（Colin E, Gunton）著，趙崇明、鄧紹光譯：《如此我信──基督教教義導引》（基道）。頁5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