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個學期讀過一點社會契約論，社會契約論相信社會制度的形成，是因為人難以在自然狀態下生存，所以協議建立社會制度，藉此保障彼此的生存（只是general discrption，因為契約理論也有好幾套）。這樣看來，社會制度本意是希望能maximize彼此利益的協議。但是，現在的制度明顯違反原意，只有一少部分人能從現有制度中得益。我們應該怎樣面對這樣的困境？

村上春樹「雞蛋與高牆」的比喻很浪漫： “......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面對「高牆」，我們是否必然要抗爭？

我認為，首先要認清的是我們感受到的壓迫是甚麼？如先前所述，是我們自身不適合某種制度？抑或是制度本身的不公不義？如果是前者，我想我們不必要去抗爭。沒有制度能完美地照顧所有人的需要（廢話）。但至少，它能照顧到大部分人的需要的話，我們不必要去抗爭。這不表示我們要消極的接受這個不利於自己制度，我們可以在制度以外，尋找合適自己的「遊戲規則」。我一直相信，如果人只懂得接受以及玩別人給你的「遊戲規則」，勉強改變自己服從或合乎既有制度，遲早被人玩死或屈機。人應該尋找合適自己的玩法，甚至創造自己的遊戲規則，找出合適自己的一片天。例如不適合讀書的，便嘗試其他方面的發展，如音樂，體育，木工等等。當然，走不一樣的路自然也要承受更大的壓力。說到底，也就是人或社會本身能不能接受多元價值觀。特別是香港，除了功利主義以外，能否容下其他的價值觀？如果能接受多元的價值觀，我想這種壓迫自然能消解許多。

但如果是後者的話，我想即使難以有具體的行動抗爭，但起碼在意識上我們仍要和它對抗，即使自己有機會能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一部分，也不能被它同化，成為幫兇。例如查經中發現的約瑟，他成為宰相後便化身高牆，壓制百姓。如果情況是現時香港「玩左三個鐘既大富翁」，如果我們單純接受不反抗，不重新思考新的遊戲規則，我們也就和奴隸也無分別，只是在為既得利益者服務。至少，我們也要做一個思想上自主的人，不斷的思索一直既有的規則。

生活在只有單一價值的香港玩這早已成定局大富翁，注定不容易，提升自己的抗逆力是必需的。唯願能頭腦能保持清晰同時持守信仰生活下去（當然最好不要生活得太艱難變生存）。